摘自：http://wenhuo.vip.bokee.com/
很早以前，就听说诗人廖亦武写了一部《民间访谈录》，被有关学者称为新闻史上的奇迹，但一直无缘拜读。
新闻史上的奇迹，那是一本怎么样的书呢？作为职业新闻人，内心是充满好奇的。2007年6月，恰逢在香港中文大学做访问学者，到旺角逛了一圈，终于买到一本台湾版的《民间访谈录》。大喜。
书一触手，耶鲁大学教授康正果写在封底的评语便跳入眼帘。康说，该书"为我们揭开了采访史上少有的一页"，如此高的评价，在当今新闻界几乎是史无前例的。
其实，早在2001年3月，该书的大陆版《中国底层访谈录》（简称《底层》）在北京发行时，书商便组织了一场有30多位专家、学者参加的读书讲评会。当时，主持人给会议定调，让大家为《底层》多披几层学术外衣。有专家在会上评价，《底层》是新闻史上的奇迹。大意为，廖先生是一个诗人，却做了大量记者不敢做的事。从这个命题出发，中国社科院的雷颐、北京大学的钱理群、中科院的白烨，还有文学界的余杰、唐晓渡、丁东、李辉等知名人士均给予了高度评价。
众多名人的粉饰，更增添了我对此书的好奇。
恭逢大著，自然读得非常认真、仔细。对访谈的关联事实我甚至还多次用到计算器，来核实其中的细节。
这是一本让人读之不愿掩卷的书，里边收录了廖先生对27位所谓的社会底层人物的"采访"对话，其中有三陪女、嫖客、厕所管理员，也有算命先生、风水先生、神医，还有乞丐、流浪儿、乡村教师等等。在人物对话中，穿引着大量的民间故事和社会问题。这些故事和问题，有的让人捧腹，有的让人悲呛，有的让人愤怒，有的让人心寒。作者的文笔优美，讲述的方式声情并茂，字里行间到处迸发着思想的火花，极易让与人物有着同样的经历的读者产生共鸣。
作为一名诗人，能够如此深度地关注社会底层，且言他人之不敢言，的确让我无比钦佩。廖先生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。
不过，一本书，它关注了社会的底层，并且写得相当精彩，引起了读者的共鸣，我们是否就应该称赞它为新闻史上的奇迹呢？
要回答这个问题，恐怕还得搞清楚，什么样的作品，或者现象，可以被写进新闻史？话没问完，也许就有人会说，"肯定是新闻作品或者与新闻业有关的现象啦！"这话不错。那么，这里就有两个问题：《民间访谈录》到底能不能算是一部新闻作品？廖先生与这些人物的对话能不能算是一种新闻采访行为？
记得早在2001年4月，知名新闻人卢跃刚先生便曾当着廖先生的面，说过这样一段话："有的评论家称你的这种写作为'中国新闻史上的奇迹'，可我觉得有炒作之嫌，就在《北京青年报》上，就新闻采访的'原生态'向你提出质疑，如果这部书不从新闻学角度而从文学角度来定位，我认为它的内在解释的空间与张力就大得多。"这些话还发表在当时的《南方周末》。从这里，我们可看出，卢跃刚是反对把这本书称之为新闻作品的。当然，卢跃刚的话没必要被我们当成是一次学术判决。对于这部作品的性质，我们还应该有更严肃的论证。
何谓新闻？陆定一曾经有过一个经典的定义，新闻就是对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。在新闻学上，学者们对新闻有着各种各样的定义。不管他们的视觉有着怎样的不同，都无法回避这么一个事实：新闻是一种事实。从这一点出发，我们完全可以认为，新闻采访就是一种纪录事实的行为。
因此，我们要判断《民间访谈录》是否属新闻作品以及廖先生的行为是否属新闻采访，要抓住的最重要的关键点就是，这本书纪录的是否是一种事实。廖先生在书中，多处把自己的行为说成是一种采访行为，而把自己的写作称之为"原生态"的写作，以强调此书的特殊性。笔者认为，不管《民间访谈录》和一般意义上的新闻作品相比有着多么的不同，它都必须始终坚持纪录事实的原则。假使廖先生做不到这一点，我们就很难支持说，这是一部新闻作品。
那么，《民间访谈录》是否在纪录事实？
首先，我们来看廖先生的操作方法。在该书的代序部分，廖先生说，"由于过去养成的记者习惯，我总是把一些特别有意思的访谈私录下来"。这里所说的"私录"，其实就是一种事后的记录，因为大部分的"采访"，廖先生事先都是毫无准备的，就算有所准备，也并没有采取任何手段进行即时的纪录。这种纪录的方法，虽然被唐晓渡称为"中外新闻史都不曾有过的采访"，但是，却受到了卢跃刚先生的质疑。因为对一个职业记者来说，就算他的记忆能力再好，也不可能在不依靠任何工具而仅靠大脑的支持下，把访谈的全部内容毫无纰漏地纪录下来。因此，为了恪守报道内容忠于采访对象的原则，我们在采访的过程中往往要录音，或者一边讲一边用笔或电脑纪录。我们不否认廖先生的博闻强记，但人的认知力毕竟有限，总有一些东西是我们认识不到的，尤其涉及到一些专业性的话题，我们很可能就会因为自己的定势思维而意会错采访对象的意思。
廖先生为什么采取这种事后纪录的方法呢？当年，他对卢跃刚的解释是：即时纪录很难操作。"你知道劳动人民的语言是非常松散的，他们没有经过语言训练。你做采访是带着新闻记者的身份下去，谈的话题相当集中，比如说调查案件，你促使对方围绕案件来谈，对方也知道谈什么事。但是，这套记者方式对我不适用……不是每个人都有你这种力量。像我，没工作，没角色，曾经混迹于底层，靠吹箫维持起码的生计。我与人交往，不能带笔和录音机，一旦动了采访的念头，或许就啥也得不到。"
笔者认为，这套理由对于肯定其采访的合理性是不成立的。因为，每次访谈，双方对话的内容都非常多，有些还涉及到特有的历史事实，5个W相当复杂，这种事后纪录的方式很难让我们相信，廖先生在无法完全记忆的情况下，为了保持内容的完整性而没有任何的编造行为。
其次，我们来看廖先生的操作结果。这也是印证上述疑问的唯一方法。
只要细细研读这本《民间访谈录》，我们会发现，在对话中，经常出现时间次序、叙事逻辑和情事背景的颠倒错乱，有些篇与篇之间，甚至是段与段之间，都存在相互矛盾的地方。有些谬误很可能是作者纪录的错误所致，而有些谬误，则让人觉得，很可能就是作者随意编造所致。下面，笔者试举数例来加以说明：
1、在《打工仔赵二》（访谈时间：1999年1月12日晚），赵二讲道："半年前，五块石（地名）还是他们（彝胞）的地盘（见P44）"，而在《乞丐王》（访谈时间：1996年清明节），乞丐王也说，"去年，这还是他们的地盘（见P152）"。时隔多年，两个不同的人物，却提起了一桩完全相同的事实：彝胞在五块石占地盘。在152页，作者还对乞丐王说："我的娃儿……1997年11月31日离家出走，已历半年……"（注意：访谈时间是1996年），乞丐王一听，马上说，这娃儿的照片他在火车站看过。时间已经乱套。在同一文章，作者还跟乞丐王说，他到过西藏拉萨，被那的小乞丐跟了几条街。其实，在《朝圣者旺吉》，作者明明说，其第一次去的西藏是1997年8月，这段经历怎么在1996年清明节就经作者的口里与乞丐王谈起来了呢？
2、《嫖客唐东升》里边，1958年生的廖先生，说唐东升比大两岁，访谈时间为1995年，照此推算，当时唐应该为39岁，但是，唐竟然在对话中说他四十岁以前如何如何，这是唐讲错，还是作者失误？另外，这次访谈开始时唐还非常紧张，但转眼就把自己嫖妓和得性病的所有经历告诉作者，从人物的心理来看，有点不可信。（本书作者写了两位嫖客，都是作者的朋友，且都用了全名，是真名还是假名？若假名，就要说明；若真名，则有暴露朋友隐私之嫌。）
3、在《吹鼓手兼嚎丧者李长庚》，年近古稀的李长庚说他十二岁开始学吹鼓手，那时国共两军打内战。访谈是1994年6月做的，李长庚声称入行已47年，从12岁入行推算的话，其年龄为47+12=59岁，哪来的年近古稀？但如果入行时间是从18岁起算，那么，李只65岁，由此推算为1929年以后生的，12岁时刚好是1941年，抗日战争炮火连连，哪来的国共内战？
4、在《算命先生孔庆天》里边，"采访缘起"明明提到：此人现年八十八岁……瘦削无须，双目炯炯有神。但内文的他，却是个瞎子，配图里边更说他"90多岁"。
5、《浪浪儿》同样有时间上的矛盾。访谈是1998年1月16日做的，当时刚好是农历牛年的腊月十八日，但是，流浪儿却跟作者说，春节前，他还上过电视。1998年的春节在1月28日，怎么跑到采访时间的前面去了？在下一页，流浪儿还说到他们在街上乱摆摊，被城管赶。其实，1997年底，广东省才根据国务院法制局的答复开始成立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，其它省区都是在试点之后成立的，在此之前，市民的头脑中根本不可能有城管这个概念，以前他们把城市执法的人都叫"城监"。在同一篇访谈的160页，流浪儿的妈妈说，"现在人才市场兴旺得很，二、三十岁的大学生都招不过来，"这也不符合事实，1998年毕业的大学生，都是1994年入学的，当时还没有像今天存在就业难的情况。一般的推销员职位，怎么会大学生都招不过来呢？
6、《街头瞎子张无名》，1996年12月22日作的访谈，当时街头瞎子十块钱拉一曲，不可信。根据中国特殊的国情，"卖了数十年的艺"的经历也不可信。
7、《三陪王小姐》（访谈时间：1996年11月23日深夜），19岁的王小姐谈吐完全就像一个学者，不可信。
8、《三陪林小姐》，林小姐说遇到了作者那帮书商朋友，给人感觉作者是经常到这家夜总会的。
9、《流浪儿》，被访者才14岁，其谈吐与这个年龄的见识完全不相符，而且年龄和时间多处有矛盾。
10、《厕所门卫周明贵》，周大爷既跟作者父母如此相熟，还收入厕费？里边提到一女青年在家附近发廊上班、坐台，可信吗（P204）？这个厕所在老城区，屙屎看报纸的人较多，打手机的比较多（1997年手机普遍率多少）？
11、《新新人类喂小姐》，迪吧环境吵杂，如何完成如此深入的采访？
……
上述现象，在该书不胜枚举。我不知道，迄今为止大陆的新闻学者，有多少曾认真读过《中国底层访谈录》，更不知道他们对廖先生的操作方式有什么样的看法？ 而作为该书的一名普通读者，我的感受却是，作者在此书纪录的并不完全是事实，我甚至还可以下这样的结论，许多人物对话，根本就是作者全凭自己个人对社会的认知和想象编撰出来的。
既然纪录的不是事实，那么，基于这一点，笔者就有理由认为，把《民间访谈录》定义为新闻作品是不恰当的，把作者的行为定义为采访也是不合适的，把这部作品称之为新闻史上的奇迹更加是莫名其妙的。也许正如卢跃刚所言，有炒作之嫌。
当然，除去新闻作品的外衣，并不会损害《民间访谈录》固有的社会意义。廖先生能在当今这个特殊的时代下，奉献出一部如此精彩的文学作品，作为读者，我是非常感动，并且珍惜的。但愿我的想法，不会对他造成任何的困扰。（完）
